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都凝结着其父辈的辛勤劳动，但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明载“承考之言”；《汉书·叙传》于班彪续《史》却未置一辞。因此，后之学者，议论生焉。司马迁因有“阐扬先美”之佳声，誉载千秋；班固则被“窃盗父名”之恶谥，垢蒙身后。其实所谓班固“窃盗”之说纯属“莫须有”。今略作考证，为班固辨诬。
班固遭此非议，由来既久。东汉仲长统即指控他“遗亲攘美之罪”。魏晋以降，此说益张，如傅玄、袁宏、刘勰、刘昭、张守节等著名学者俱从信之。近现代学者对此鲜有异议。前人替班固辩护者亦有之，如唐人颜师古即是。兹举颜说及近人杨树达、顾颉刚先生反驳颜说的主要理由和证据略加检讨，以便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。
颜氏辩说的依据是《汉书》论赞中的几条材料。《汉书》的《元帝》、《成帝》两纪赞分别有“臣之外祖”、“臣之姑”语。颜氏引旧说注明两赞之“臣”，系班彪自称。又，《韦贤》、《翟方进》、《元后》三传赞俱冠有“司徒掾班彪曰”，颜氏据此认为“《汉书》诸赞，皆（班）固所为，其有叔皮（班彪字）先论述者，因亦具显以示后人。而或者谓固‘窃盗父名’，观此可以免矣”（《韦贤传》注）。
杨、顾两先生则有截然相反的解释。顾先生《班固窃父书》（刊于《史学史研究》，1993年2期）一文认为，班固修《汉书》“未成而卒”，诸赞“犹留班彪名者其刊落未尽者耳”。杨先生《汉书史料来源考》（收入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）更推断：“（班）彪《后传》有五十六篇，赞岂三五首而已，此知（班）固没而不言者甚多，彰彰明矣。”杨、顾两文都提出《汉书·叙传》作证。杨先生说，《叙传》“绝不叙及”班彪《后传》，“亦绝不言秉承先志，与《太史公自序》迥乎不同，则固攘善盗名，殆无可”。由此可见，所谓“班固窃盗父名”疑案中有两个关键问题：（1）《汉书》论赞为何存有班彪之名？（2）《汉书·叙传》为何“绝不叙及”班彪撰《后传》？
解答前一问题，先得大致了解班氏父子续、修汉史的某些具体情况。略谈两点：
其一，班固修史，于前人如褚少孙、冯商、扬雄以及班彪等续《史》成果必有取资借鉴。但取资借鉴不等于（像因循《史记》那样）抄袭旧文。（案《史》、《汉》皆“国史”，《汉书》“因循前业”，理所当然）。清人赵翼谈到《汉书》采用褚少孙补《史》有关材料（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），于此可推知其余。又，班固“以父所续前史未详”，对父书有所不满，更不会盲目剽袭其文。必须指出，班固修史兰台，掌握大量官方文献档案和书府秘籍，此断非“业余”续《史》者若班彪辈所能获见。即以《元帝》、《成帝》二纪而言，其编年记叙国事明审详备，引录诏书多达三十八篇，明出官史手笔无疑。论者因见其赞文有班彪语，骤断班固窃取父书，其亦不达于理矣。
其二，《汉书》论赞，例冠“赞曰”两字，只有《韦贤》等三传赞题署“司徒掾班彪曰”，异常醒目。顾先生认为这是班固“窃父书”而“刊落未尽者”，笔者不能苟同。如前所言，《汉书》取前人续《史》材料甚多，何以诸家姓名尽行刊落而独存班彪？此殊不可解。管见以为，此乃《汉书》论赞特例，旨在彰显父名。至于《元帝》、《成帝》纪赞引有班彪语，显而易见是仿效《史记》的《刺客列传》等篇“太史公曰”之“追记父谈语”成例（用王国维说，参见顾颉刚《史林杂识初篇·司马谈作史》），其用意亦同史迁。
第二个问题，只须将班固《汉书》和班彪《后传》两者性质稍加区别，答案不辨自明。
班彪从未担任史官，他撰《后传》，与往昔“好事者”褚少孙、扬雄同流，俱属私家续《史》。班固前期续《史》可以说是“承父业”；后来奉诏修《汉书》，分明是官修国史，不仅体例“自辟门户”，其性质更异于班彪《后传》。这与司马氏父子情况迥异。司马谈、迁先后任汉朝史官，“父子相续纂其职”，故《太史公自序》有“承考之言”，名正言顺。而身为史官时的班固修《汉书》，与其父私续《史记》已不存在直接继承关系，《汉书·叙传》岂能谈什么“承考”？
论者据《叙传》指斥班固“窃盗父名”时，往往对一个重要事实置若罔闻：班固《叙传》非但不提其父《后传》，就连自己前期续《史》经历也缄口不言。这与《史记·自序》大有不同，盖有难言之隐。在汉代，私续《史记》是违法行为。永平间班固被人控告下狱，罪名就是“私改作国史”（《后汉书》本传）。考西汉续《史》者甚众，而见载于《汉书》者仅有奉诏行事的冯商一家（见《艺文志》）。其他如褚少孙、扬雄等续《史》之事，概无记录。可知汉法严禁私续《史记》，其事不得载入国史。明乎此，《汉书·叙传》“绝不叙及”班彪《后传》之蓄疑，涣然冰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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